癌症相关成纤维细胞（cancer-associated fibroblasts，CAFs）是肿瘤微环境（tumor microenvironment，TME）中的关键组成成分，对肿瘤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研究表明，CAFs通过分泌细胞因子、趋化因子、生长因子和细胞外基质蛋白影响肿瘤细胞的增殖、侵袭和迁移以及调节肿瘤细胞对化疗药物的耐药性，并通过与肿瘤相关免疫细胞的相互作用，增强肿瘤的免疫逃逸能力。本文阐述CAFs的生物标志物和亚型如何通过影响肿瘤细胞的免疫逃逸和TME来促进恶性肿瘤的发展，探讨CAFs在恶性肿瘤中的作用机制和潜在治疗策略。

恶性肿瘤的进展与肿瘤微环境（tumor microenvironment，TME）中多种类型细胞的相互作用紧密相关。癌症相关成纤维细胞（cancer-associated fibroblasts，CAFs）作为TME中最丰富的间质细胞之一，在肿瘤的增殖、侵袭、转移及化疗耐药性等多方面发挥关键作用。CAFs分泌多种生长因子、细胞因子和细胞外基质（extracellular matrix，ECM）成分，从而调节肿瘤细胞的行为，并通过改变TME的免疫反应与基质结构，促进肿瘤的恶性进展，CAFs在肿瘤中的异质性和可塑性使其成为癌症治疗中潜在的重要靶点[1]。近年来，研究揭示了CAFs在不同肿瘤类型中的亚型特征和功能，但它们的具体起源、分化机制以及在各类肿瘤中的多重作用机制仍有待深入探讨[2]。随着对CAFs的深入研究，靶向CAFs的治疗策略已经逐渐成为癌症治疗的新方向，特别是在临床转化方面。本文通过回顾CAFs在恶性肿瘤中的研究进展，探讨其来源、生物标志物及功能，并展望针对CAFs的靶向治疗策略，旨在为肿瘤治疗提供新的思路和可能的临床应用方向。

1 CAFs概述

1.1 CAFs的来源和转化

CAFs来源广泛（如图1），包括正常成纤维细胞、上皮细胞以及骨髓间充质干细胞（mesenchymal stem cell，MSC）等细胞类型，且增殖速度明显快于正常成纤维细胞[3]。不同来源的CAFs在肿瘤中的作用和功能存在一定的差异，正常成纤维细胞转化为CAFs后，主要通过分泌胶原蛋白和基质金属蛋白酶等物质参与ECM的重塑，从而促进肿瘤细胞的增殖、侵袭和转移[1]。而来源于上皮细胞的CAFs则表现出较强的迁移性和侵袭性，参加肿瘤的浸润和转移过程[4]。此外，MSC通过在TME中转化为CAFs，能够增强肿瘤的免疫逃逸能力和耐药性[5]，不同来源的CAFs不仅与其转化过程中受的信号调控密切相关，还受到肿瘤类型、TME及免疫状态等因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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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 CAFs来源的异质性

  Figure1.Heterogeneity of the source of CAFs

  注：图片为Photoshop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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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Fs与肿瘤细胞之间涉及众多信号通路，包括转化生长因子β（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β，TGF-β）、磷脂酰肌醇3激酶（phosphoinositide 3-kinase，PI3K）/蛋白激酶B（protein kinase B，AKT）/哺乳动物雷帕霉素靶蛋白（mammalian target of rapamycin，mTOR）、SMAD、Wnt、Janus激酶/信号转导及转录激活蛋白（Janus kinase/ signal transducer and activator of transcription，JAK/STAT）、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EGFR）、Hippo信号通路和核因子κB（nuclear factor kappa-light-chain-enhancer of activated B cells，NF-κB）等。研究表明，大多数激活态的CAFs源自组织内的原始成纤维细胞，在肿瘤发展阶段，肿瘤细胞通过释放TGF-β激活其受体的SMAD信号通路，当TGF-β与其受体结合时，受体激酶会对SMAD2和SMAD3进行磷酸化处理，并将磷酸化的SMADs与SMAD4结合为SMAD复合物，SMAD复合物将作为转录因子，调控平滑肌肌动蛋白α（smooth muscle actin α，α-SMA）、成纤维连接蛋白和各种胶原蛋白的基因表达，促进原始成纤维细胞激活转化为CAFs[2]。在胃癌模型的小鼠中，约20%的CAFs是由骨髓衍生的MSC转化而来[6]。而经历内皮-间充质转化的内皮细胞和上皮-间质转化（epithelial-mesenchymal transition，EMT）的上皮细胞也能够转化成具有CAFs特性的杂合细胞群[7]。在肝癌的进展和转移中，正常基质细胞通过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mitogen-activated protein kinase，MAPK）、环氧合酶-2（cyclooxygenase-2，COX-2）等炎症信号通路转化为CAFs，并表现出CAFs的异质性[8]。CAFs来源多样，其异质性源于内皮细胞、上皮细胞、平滑肌细胞和脂肪细胞等多种细胞类型的转化[9]。

1.2 CAFs的生物标志物和亚型特异性

CAFs作为TME中肿瘤基质的关键成分，表现出高度特异性[10]，是多种肿瘤细胞表型演化的关键因素[11]。CAFs的典型生物标志物有表面蛋白、分泌蛋白和遗传标记。表面蛋白包括α-SMA、波形蛋白、肌节间蛋白、成纤维细胞特异性蛋白-1和成纤维细胞激活蛋白（fibroblast activation protein，FAP）等；分泌蛋白包括CXC基序趋化因子配体11（CXC motif chemokine ligand 11，CXCL11）、TGF-β、血小板衍生生长因子（platelet-derived growth factor，PDGF）、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fibroblast growth factor，FGF）、白细胞介素6（interleukin-6，IL-6）和白细胞介素-1β（interleukin-1β，IL-1β）等；遗传标记的确定可以通过基因表达谱和表观遗传标记等方法进行分析。对于CAFs的生物学鉴定方法有免疫组化染色、流式细胞术和转录组分析[10]。近年来，随着对CAFs的研究深入，发现了一些新的生物标志物。Tenascin-C是一种ECM蛋白，能够识别多种肿瘤中特定的CAF亚型（antigen presenting CAF，apCAF），尤其在胰腺癌和乳腺癌中，其高表达与肿瘤的侵袭性和转移能力密切相关[12]。研究表明，PDGFR-β是结直肠癌和胃癌中CAFs的一个新标志物，PDGFR-β的高表达与CAFs的活化及肿瘤免疫逃逸密切相关，为靶向治疗提供了新的思路[13]。CD90在肺癌和肝癌中的apCAF中表现出较高的表达，且与肿瘤的耐药性和转移性密切相关。此外，CD248在乳腺癌、前列腺癌和卵巢癌中的CAFs具有较高特异性，且与肿瘤的免疫逃逸和药物耐受性相关，是研究免疫逃逸机制的重要标志物[14]。

不同apCAF由不同的特定分子标记，在胰腺癌中发现两种互斥的亚型：肌成纤维细胞（myofibroblast，myCAF）和炎性肌成纤维细胞，这两种亚型的表型特征源于其在TME中独特的空间位置和生态位置[9]。此外，使用单细胞分析发现具有免疫调节功能的抗原呈递apCAF，其特征性表达MHC II分子[3]。在前列腺癌中，使用单细胞RNA测序和多色免疫荧光染色方法，成功识别出αSMA+CAV1+CAFs-C0和FN1+FAP+CAFs-C1两种具有不同分子标志和生物功能的主要apCAF，其中CAF-C1与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治疗抗性相关 [15]。在肺癌中，通过单细胞分析定义出三种不同的肺癌成纤维细胞亚型[16]。在胰腺癌中，CAFs表现出持续激活的α-SMA表达和收缩型myCAF的表型，这与成纤维细胞在伤口愈合过程中的短暂可逆表型类似[17]。而在胃癌中，发现肿瘤细胞与CAFs的直接物理接触是促进CAFs转化的关键机制[18]。肿瘤细胞通过分泌TGF-β、EGFR、PDGF、FGF、IL-6和IL-1β激活关键调节通路，触发CAFs向特定亚型的转变[2]。

2 CAFs在恶性肿瘤中的作用

2.1 促进肿瘤细胞的增殖、侵袭和迁移

CAFs在促进肿瘤增殖、血管生成、肿瘤侵袭和转移中起着关键作用，能够通过分泌胶原蛋白和基质金属蛋白酶等分子重塑ECM，并释放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VEGF）促进血管网络的建立，为肿瘤提供营养[19]。CAFs产生的基质细胞衍生因子（stromal cell-derived factor-1α，SDF-1α）与其趋化因子受体CXCR4结合后，可通过增加血管生成促进肿瘤增殖[20]。在肝癌中，CAFs分泌肝细胞生长因子（hepatocyte growth factor，HGF），激活β-连环蛋白（β-catenin），诱导肿瘤细胞的克隆形成能力，促进肿瘤细胞增殖，还通过分泌CXCL11增强肝癌的侵袭和迁移能力[21]。在非小细胞肺癌中，CAFs通过miR-101-3p介导的VEGFA分泌和AKT/eNOS途径促进肿瘤细胞的迁移和侵袭[22]。在乳腺癌中，TGF-β自分泌信号通路的建立促进了CAFs的形成，研究发现，S100A4阳性CAFs的高表达与肿瘤的临床分期和淋巴结转移显著相关，另外，Podoplanin阳性CAFs的比例升高也与乳腺癌较差的预后密切相关，因此，S100A4阳性和Podoplanin阳性CAFs的比例与临床结果密切相关，可能作为评估肿瘤侵袭性和患者预后的潜在指标[23]。胰腺癌中，αSMA+myCAF通过增强免疫抑制微环境，促进肿瘤的侵袭与转移[17]，而清除CAFs及其纤维化过程可以进一步强化免疫抑制，从而促进肿瘤的进展[16]。CAFs作为TME中高度异质性的细胞，其异质性和可塑性使得CAFs可以通过肿瘤细胞的“教育”，在基质成纤维细胞群体中产生动态变化，通过重塑ECM、分泌促进血管生成的因子、激活肿瘤增殖和侵袭信号通路以及与TME中的其他成分相互作用，促进肿瘤细胞的增殖、侵袭和迁移。

2.2 增强肿瘤细胞的免疫逃逸能力

CAFs在肿瘤免疫逃逸中高度参与，通过分泌IL-6和VEGF调节髓系和淋巴系细胞影响免疫逃逸[24]。IL-6是一种促炎细胞因子，已被证明在肿瘤免疫逃逸中具有关键作用。CAFs分泌的IL-6可以直接作用于多种免疫细胞，尤其是髓系来源的免疫抑制性细胞和调节性T细胞。IL-6通过其受体IL-6R与JAK/STAT3信号通路结合，促进骨髓来源的抑制性细胞增殖和活化，进而抑制T细胞的抗肿瘤免疫反应。IL-6还通过诱导Treg细胞的增殖和分化，增强Treg细胞的免疫抑制功能，抑制效应性T细胞的活性，从而促进肿瘤的免疫逃逸[25]。而VEGF是TME中另一个重要的免疫调节因子，主要通过促进血管生成为肿瘤提供氧气和营养，VEGF通过与其受体VEGFR-1和VEGFR-2结合，激活PI3K/Akt、MAPK/ERK等多条信号通路，影响免疫细胞的功能[26]。

肿瘤相关巨噬细胞（tumor-associated macrophages，TAMs）通常呈现出M1型（促炎型）和M2型（抗炎型）两种极化状态。CAFs在TME中与TAMs互动促进肿瘤的发展和免疫逃逸。CAFs产生的单核细胞趋化蛋白-1（monocyte  chemoattractant protein-1，MCP-1）招募巨噬细胞至TME，并通过分泌TGF-β、IL-6促使TAMs向M2型极化，而M2型TAMs产生IL^-10和TGF-β可以增强肿瘤细胞的免疫逃逸能力[24]。CAFs通过促进T细胞排斥和耗竭，募集髓源性抑制细胞并诱导巨噬细胞和中性粒细胞向促肿瘤表型转变，也会强化肿瘤免疫逃逸的能力[27]。此外，CAFs分泌的EGFR和FGF直接促进肿瘤细胞增殖和存活，同时可能通过改变药物代谢或影响药物传递路径，导致肿瘤细胞对化疗和放疗的抵抗 [19]。在非小细胞肺癌中，CAFs通过分泌TGF-β促进Treg细胞的招募和分化，影响CD4⁺和CD8⁺  T细胞的免疫功能[28]。胰腺癌中，CAFs分泌TGF-β激活胰腺星状细胞，激活的星状细胞表现出与CAFs相关的特征，通过自分泌回路维持其活性，促进胰腺癌的免疫逃逸[3]。在肝癌模型中，肝星状细胞在TGF-β和PDGF的影响下转变为表达α-SMA的活化CAFs，影响肿瘤免疫逃逸。乳腺癌中，骨髓的间质干细胞在TGF-β1的作用下转化为CAFs，通过TGF-β1介导的信号通路也会促进肿瘤的免疫逃逸[29]。因此，CAFs通过与TAMs的互动、影响T细胞功能、招募髓源性抑制细胞以及直接促进肿瘤细胞增殖和存活，以及通过分泌免疫调节因子IL-6、VEGF、TGF-β等，促进肿瘤细胞的增殖和存活，调控免疫细胞的行为，加剧肿瘤的免疫逃逸能力。

2.3 调节肿瘤微环境

CAFs在TME中至关重要，参与ECM的重塑、调节代谢过程、促进血管生成，并通过分泌生长因子、细胞因子和趋化因子与肿瘤细胞及入侵的免疫细胞进行交流，影响肿瘤的生物行为和治疗响应[30]。在乳腺癌中，PDGFR-α阳性和PDGFR-α阴性的apCAF分别来源于骨髓MSC和常驻成纤维细胞，具有免疫调节功能并参与ECM的重塑[31]，表现出CAFs的极强可塑性。CAFs的异质性受到所处的组织环境和肿瘤细胞衍生因子的影响[32]，作为TME内显著的间质细胞群体，CAFs通过释放可溶性生物分子和细胞外囊泡，促进肿瘤细胞与周围细胞间的互动，影响肿瘤的增殖、侵袭和迁移[33]。CAFs通过TGF-β和IL-10抑制T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的活性，并分泌CXCL11、MCP-1吸引T细胞和巨噬细胞浸润至肿瘤部位，改变TME中免疫细胞的组成，影响肿瘤细胞的免疫应答[34]。CAFs还通过分泌VEGF、FGF、PDGF促进新血管的形成，为肿瘤提供所需的营养和氧气，支持其增殖和迁移[35]。此外，在低氧条件下，CAFs通过ECM蛋白的翻译后修饰、ECM交联、增加ECM刚性、胶原合成和降解以及改变ECM-细胞相互作用，促进肿瘤的代谢重编程和进展[36]。CAFs还通过特定的标记和遗传改变表征，这些表征与肿瘤进展和肿瘤抑制功能相关，表现出CAFs的生物异质性[37]。CAFs展现出高度的可塑性和异质性，这些特性受到其所处组织环境和肿瘤衍生因子的调控，不仅通过各种机制调控TME，还通过支持肿瘤细胞的营养和氧气需求来促进肿瘤的增殖和侵袭。深入理解CAFs的多功能性和调控机制对于开发针对TME的治疗策略具有重要意义。

CAFs在TME中的作用随肿瘤发展阶段而动态变化，在肿瘤的早期阶段，CAFs主要通过PDGF、TGF-β、FGF等分泌生长因子和ECM成分，支持肿瘤细胞的增殖和存活[7]。此时，CAFs主要以促肿瘤细胞增殖和促进血管生成为主，帮助肿瘤细胞在初期微环境中建立生长基础。随着肿瘤的进展，CAFs不仅继续支持肿瘤细胞的增殖和血管生成，还通过分泌IL-6、TGF-β、VEGF调节免疫细胞的功能，促进肿瘤免疫逃逸[17]。在此阶段，CAFs的免疫抑制作用增强，它们通过促进Treg细胞的招募、抑制效应性T细胞的活性以及促进髓源性抑制细胞的积累，帮助肿瘤细胞逃避宿主免疫监视。此外，CAFs在此阶段也通过促进TME的酸化和低氧条件，进一步推动肿瘤细胞的侵袭和转移能力[38]。在肿瘤转移阶段，CAFs通过改变TME的基质结构、分泌SDF-1α以及增强血管生成，帮助肿瘤细胞突破局部组织屏障，迁移到其他器官[14]。在肿瘤复发阶段，复发性肿瘤中的CAFs通常表现出较高的可塑性和可变性，能够适应不同的TME，特别是在放疗和化疗后的肿瘤复发中，CAFs通过分泌TGF-β、IL-1β等，帮助肿瘤细胞在恶劣的环境下生存和再生长[17]。

2.4 促进上皮-间质转化

EMT是肿瘤细胞从上皮细胞型态转变为具有更高迁移性和侵袭性的间质细胞的过程。CAFs通过分泌TGF-β促进EMT进程，TGF-β与其受体结合时激活SMAD信号传导通路，导致SMAD蛋白磷酸化，并与SMAD4形成SMAD复合体，并将SMAD复合体迁移到细胞核内，对特定转录因子Snail、Slug、Twist和Zeb的表达进行调控，这些因子下调上皮细胞的标志物E-钙黏蛋白（E-cadherin）导致细胞间黏附减弱，随后表达N-钙黏蛋白（N-cadherin）、Vimentin和纤连蛋白等间质标志物，促使肿瘤细胞穿越基底膜和EMT，加速肿瘤的侵袭和迁移[21]。CAFs衍生的外泌体能够转移生物信息，发挥生物学和治疗效应[39]。在胃癌中，CAFs衍生的外泌体通过激活SMAD和Wnt信号通路影响肿瘤细胞行为 [40]。CAFs衍生的外泌体在口腔鳞状细胞癌的进展中具有显著作用 [41]。在卵巢癌中，CAFs通过外泌体中的CXCR4过表达miR-98-5p增加铂类化疗药物的抗性，阻断Wnt/β-Catenin途径可以减弱这种效应 [42]。此外，CAFs还通过分泌外泌体转移生物信息，CAFs衍生的外泌体携带LINC00355，通过miR-34b-5p/CRKL轴促进结直肠癌中的EMT和化疗抗性，并且这些外泌体中还包含LINC01410，并被转移到食管鳞状细胞癌细胞中，通过海绵吸附miR-122-5p和增加TE-1和Eca- 109细胞中的丙酮酸激酶M2型水平，促进肿瘤细胞的迁移和EMT[43]。而CAFs表达的Musashi-2s蛋白则通过分泌IL-6，诱导非小细胞肺癌和膀胱癌细胞的EMT[44-45]。CAFs分泌TGF-β等生长因子促进EMT，增强了肿瘤的侵袭性和迁移能力。此外，CAFs产生的外泌体也通过多种机制调控肿瘤细胞的行为，包括影响信号通路、提高化疗抗性及促进EMT过程。这些机制涉及的广泛生物分子网络及其在不同类型癌症中的特异性作用，说明CAFs的复杂性和在肿瘤治疗中潜在的靶点价值。此外，靶向FAP可通过影响CAFs的外泌体，抑制内皮细胞的EMT，进而影响肿瘤血管生成，已有一些针对CAFs的靶向治疗策略进入了临床试验阶段，如抗FAP抗体177Lu- FAP-2286 RLT在晚期肺癌患者中具有良好的安全性和显著的疗效，疾病控制率为 80.0%[46]。

3 CAFs作为治疗靶点的研究

3.1 CAFs的治疗靶点前景

CAFs的异质性显著，来源包括成纤维细胞、MSC和内皮细胞等[47]。研究显示，CAFs通过肿瘤细胞的生存和侵袭能力，对肿瘤的转移过程和治疗反应进行调控，可以将CAFs分泌的因子作为潜在的治疗靶点及癌症诊断和预后的辅助工具 [48]。TGF-β信号通路是CAFs激活和肿瘤互作的关键，目前研究TGF-β受体抑制剂及中和抗体以阻断此路径[49]。识别表达不同生物标志物的CAF亚群及了解其独特作用，可以为更有针对性和有效的治疗提供理论依据[10]。在三阴性乳腺癌的研究中，研究人员使用单细胞和三阴性乳腺癌相关信息来识别不同的CAF亚群，以理解CAFs对肿瘤发生和进展的影响[50]。针对CAFs释放的CXCL11和HGF等因子的中和抗体，以及靶向FAP和α-SMA的治疗策略正在探索中[51]。此外，利用PD-1/PD-L1抑制剂增强免疫对抗肿瘤也是研究焦点[52]。尽管CAFs因其促癌作用而被认为是潜在的治疗靶点，但针对CAFs的临床试验存在失败的情况，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加速肿瘤进展并导致生存率下降[20]。可能是因为CAFs在不同肿瘤类型和不同肿瘤阶段中展现出显著的异质性，这使得靶向治疗难以精准定位到特定的apCAF。如在乳腺癌中，TSPAN8⁺ myCAF通过分泌IL-6和IL-8，增强周围癌细胞的干性，导致化疗耐药性[53]。因此对于CAFs治疗策略应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进行调整，实时监测治疗效果，及时调整方案。最新研究进展提出了多种针对TME的潜在靶向策略，包括针对EMT的共同靶点、序列化靶点干扰，以及基于信号交流的导向策略 [2]。因此，CAFs在肿瘤中的大量存在通常与预后不良相关，未来需要更精细的策略来进行靶 向[52]。

在CAFs治疗策略中，TGF-β抑制剂通过靶向TGF-β受体或其下游信号分子来减少CAFs的功能，从而提高治疗效果。研究表明，Nab- paclitaxel与抗PD-L1/TGF-βRII融合蛋白SHR-1701联合使用，可以调节CAFs功能，在胰腺癌中展现出改善疗效的潜力[54]。Galunisertib作为一种新型TGF-β受体I抑制剂，通过阻断TGF-β信号通路，抑制肿瘤的生长、侵袭和转移。在针对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原发性肝癌和胶质细胞瘤等疾病的临床研究中，Galunisertib显示出显著的疗效和安全性[55]。此外，Hedgehog通路抑制剂如GDC-0449通过抑制Hedgehog信号通路，减少CAFs在TME中的作用，进而抑制肿瘤生长。在一项针对转移性胰腺导管腺癌的研究中，GDC- 0449与吉西他滨联合使用，联合治疗组的客观缓解率为21.7%，显著高于吉西他滨单独使用组的9%。联合治疗还显著改善TME中的CAFs数量及血管生成，展示了潜在的协同抗肿瘤效果[56]。此外，GDC-0449在基底细胞癌和髓母细胞瘤中的ORR为58%，表明其能够有效抑制肿瘤生长并显著提高患者生存期[57]。

3.2 CAFs在核医学成像的应用

在核医学成像领域，针对CAFs的研究已取得重要进展。CAFs是TME的关键组成部分，在上皮性癌，如胰腺癌、结肠癌和乳腺癌中占据显著比例[58]。这些细胞表面的FAP在成年正常组织中的表达几乎为零，但在肿瘤患者体内的高表达与较差的预后密切相关[59]。FAP的特性使其成为核医学成像和内照射治疗的理想靶标。通过开发针对FAP的特异性抑制剂，研究者已在动物模型和癌症患者中实现对肿瘤的特异性摄取、快速内化和成功成像。使用放射性标记的FAP抑制剂进行的正电子发射断层成像（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PET），已被证明是一种有效的实体瘤成像方法[60]。目前，标记^68Ga的FAP抑制剂（^68Ga-FAPI）的PET成像在胰腺癌诊断中展现出优异的肿瘤检测能力，^68Ga- FAPI PET成像具有高灵敏度和阳性预测值，但也存在高成本和对不同肿瘤类型敏感性及特异性的差异性问题[61]。通过PET成像检测CAFs，为肿瘤的诊断和治疗提供了新的可能性[62]。

4 结语

对恶性肿瘤中CAFs的作用及其潜在治疗应用的研究已经取得显著进展。CAFs的起源、生物标志物、与肿瘤细胞间的复杂互动，以及在肿瘤发展中的作用，都是当前研究的重点。CAFs通过分泌多种细胞因子、趋化因子和ECM蛋白，促进肿瘤细胞的增殖、侵袭、迁移和耐药性。此外，CAFs与TME中的TAMs和免疫细胞进行广泛交流，促进肿瘤的发展和免疫逃逸。深入理解CAFs与TME中其他细胞的交互作用，可以为肿瘤治疗提供新的靶向策略。然而，CAFs的高度异质性和可塑性为制定治疗策略带来了困难。未来的研究需进一步探究CAFs的分子机制及其在不同肿瘤类型中的作用，为肿瘤的治疗提供新方 向。

伦理声明：不适用

作者贡献：撰写文章：杜予馨；修改文章：杜予馨、乌日罕、刘彩霞；审阅文章：刘彩霞、乌日罕

数据获取：不适用

利益冲突声明：无

致谢：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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