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分析1990—2019年我国出生窒息/创伤所致新生儿脑病的疾病负担水平及其变化趋势。

方法  从2019年全球疾病负担研究数据库中提取1990—2019年我国出生窒息/创伤所致新生儿脑病的伤残调整寿命年（disability-adjusted life years，DALY）、DALY率、死亡人数、死亡率、危险因素等数据。采用Joinpoint回归分析计算死亡率和DALY率的年度平均百分比变化（annual average percentage change，AAPC）以及95％置信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CI）。

结果  2019年我国出生窒息/创伤所致新生儿脑病死亡率为1 139.527人/10万，DALY率为101 275.239人年/10万，与1990年相比，均下降了76.23％。其中，男性和女性新生儿的死亡率分别为1 230.738 人/10万、1  033.004人/10万，DALY率分别为109 381.824 人年/10万、91 807.766 人年/10万；0~6 d和7~28 d新生儿的死亡率分别为4 022.626 人/10万、178.166 人/10万，DALY率分别为357 481.444 人年/10万、15 844.063人年/10万。1990—2019年出生窒息/创伤所致新生儿脑病死亡率和DALY率的AAPC均为-4.88[95％CI（-5.17，-4.59）]。小于胎龄儿、早产、环境颗粒污染物和固体燃料燃烧的家庭污染是我国出生窒息/创伤所致新生儿脑病的主要危险因素。

结论  相较于1990年，2019年我国出生窒息/创伤所致新生儿脑病死亡率、DALY率均呈下降趋势，出生早期男性儿童的疾病负担高于女性儿童，因此应针对小于胎龄儿、早产、环境颗粒物污染、固体燃料燃烧的家庭污染等危险因素制定政策，继续重视孕期保健服务，以期进一步降低出生窒息/创伤所致新生儿脑病的疾病负担。

新生儿期是指婴儿从出生到满28天的时间段，此时期的儿童容易受到出生窒息/创伤的影响，可能导致新生儿脑病的发生。出生窒息/创伤所致新生儿脑病涵盖了新生儿在围产期由于各种原因导致的脑病，包括但不限于分娩过程中的缺氧（窒息）和物理性损伤。出生窒息是指新生儿在分娩过程中由于各种原因无法立即建立正常呼吸，导致缺氧和酸中毒的情况，通常通过Apgar评分、脐动脉血气分析以及其他临床指标来评估。创伤则包括在分娩过程中或出生后不久由于外力作用导致的脑部损伤，例如产伤、跌倒或医疗操作过程中的意外伤害。这种损伤是导致新生儿期死亡和儿童早期严重神经伤残的主要原因之一，对家庭和社会造成巨大的负担 [1-2]。2019 年，全球出生窒息/创伤所致新生儿脑病的死亡人数为551 125人，其中我国有12  959人，是除脑卒中外造成新生儿死亡及疾病负担的第二大因素[3]。目前，国内针对出生窒息/创伤所致新生儿脑病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识别高危因素，探索脑病标志物、脑电图等辅助检查对于诊断及预后价值以及疾病治疗管理策略的研究，其疾病负担水平及变化的研究相对较少，限制了对疾病负担的了解和防控策略的制定。本研究基于全球疾病负担（Global Burden of Disease，GBD）2019数据库，分析1990—2019年我国出生窒息/创伤所致新生儿脑病疾病负担现状及变化趋势，旨在为临床诊治工作及相关公共卫生政策的制定提供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资料来源

本研究利用GBD 2019的数据分析出生窒息/创伤所致新生儿脑病的疾病负担。GBD 2019数据库通过收集不同来源的数据，报告了204个国家369种疾病、伤害和风险因素所引起的健康损失，使其成为现阶段最主要的分析疾病负担的数据库之一[4-5]。我国的相关数据源自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死因报告系统、疾病监测点和妇幼监测系统，确保了数据的全国代表性。本研究关注的统计指标包括伤残调整寿命年（disability-adjusted life years，DALY）、DALY率、死亡人数、死亡率以及疾病相关危险因素。DALY用于衡量疾病、伤害或风险因素导致的总体健康损失，由寿命损失年和残疾寿命年组成。DALY率通过将DALY总数除以人口总数计算得出，以每十万人口表示，为评估和比较不同健康问题的影响提供了标准化的度量[6]。本研究的研究对象为0~28  d的由出生窒息/创伤所致的新生儿脑病，依据ICD-10编码P03、P10-P15、P20-P21、P24-P26和P29识别。

1.2 统计学分析

本研究使用Joinpoint回归模型5.0.2软件，对我国出生窒息/创伤所致新生儿脑病的相关疾病负担指标进行回归分析。该模型由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开发，基于Poisson分布的对数线性模型拟合癌症死亡率，采用识别关键转折点的方法，将相关指标的长期趋势划分为多个连续的阶段。在每个阶段内，相关指标的变化通过年度百分比变化（annual percent change，APC）进行度量；为了全面描述整个观察期间的总体趋势，计算整个研究时段的平均年度变化率，即年度平均百分比变化（annual average percentage change，AAPC）[7]。本研究采用疾病相关负担指标为因变量，以年份为自变量，计算APC及AAPC，当数值＜0时，反映该指标逐年减少，反之则逐年增加。本研究划分了不同日龄、性别组以比较出生窒息/创伤所致新生儿脑病死亡率和DALY的年龄及性别差异，运用Oring 2021及Joinpoint回归模型5.0.2软件绘图。

2 结果

2.1 中国及其他地区出生窒息/创伤所致新生儿脑病疾病负担

2019年中国出生窒息/创伤所致新生儿脑病死亡人数为12 959人，死亡率为1 139.527人 /10 万，DALY为1 151 809人年，DALY率为101 275.239人年/10万，与1990年相比，分别下降了85.16％、76.23％、85.16％、76.23％，见表1和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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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格1 1990年和2019年中国、亚洲及全球出生窒息/创伤所致新生儿脑病疾病负担情况（n，95％CI）

  Table1.Disease burden of neonatal brain injury caused by birth asphyxia and trauma in China, Asia, and global in 1990 and 2019 (n, 95％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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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 1990—2019年中国、亚洲及全球出生窒息/创伤所致新生儿脑病疾病负担变化情况

  Figure1.Changes in disease burden for neonatal encephalopathy due to birth asphyxia and trauma in China, Asia, and global from 1990 to 2019

  注：A. 死亡率；B. DALY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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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全球出生窒息/创伤所致新生儿脑病死亡人数为551 125人，死亡率为5 393.487人 /10万，DALY为48 982 146人年，DALY率为479 354.653人年/10万，与1990年相比，分别下降了29.06％、28.31％、29.05％、28.31％，见表1和图1。

2019年亚洲地区出生窒息/创伤所致新生儿脑病的死亡人数为248 666人，死亡率为4 699.953人/10万，DALY为22 099 068人年，DALY率为417 685.663人年/10万，与1990年相比，分别下降了47.89％、38.59％、47.89％、38.59％，见表1和图1。我国该疾病的死亡率和DALY率下降幅度均大于全球及亚洲地区平均水平。

2.2 中国不同性别和年龄出生窒息/创伤所致新生儿脑病疾病负担

性别方面，男性患儿的死亡率及DALY率均略高于女性患儿。2019年，我国男性新生儿因出生窒息/创伤所致新生儿脑病的死亡人数为7  540人，死亡率为1 230.738人/10 万，DALY为670  169人年，DALY率为109  381.824人年 /10 万，同1990年相比，分别下降了85.08％、76.48％、85.07％、76.47％；女性患儿的死亡人数、死亡率、DALY、DALY率分别为5 419人、1 033.004人/10万、481 640人年、91 807.766人年/10 万，相较1990 年分别下降了85.27％、75.98％、85.27％、75.98％（图2和表2）。

年龄方面，0~6 d的患儿的各项疾病负担指标均明显高于日龄7~28 d的患儿。2019 年，我国0~6 d新生儿因出生窒息/创伤所致新生儿脑病的死亡人数为11 440人，死亡率为4  022.626 人 /10万，DALY为1 016 674人年，DALY率为357  481.444人年/10万，与1990年相比，分别下降了84.84％、75.59％、84.84％、75.59％；日龄7~28 d的患儿的死亡人数、死亡率、DALY、DALY率分别为1 519人、178.166人 /10 万、135  135人年、15 844.063 人年 /10万，较1990年分别下降了87.21％、79.55％、87.20％、79.54％（图 2和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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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 1990—2019年中国不同年龄、性别出生窒息/创伤所致新生儿脑病疾病负担变化情况

  Figure2.Changes in disease burden of neonatal encephalopathy due to birth asphyxia and trauma in different age and gender groups in China from 1990 to 2019

  注：A. 不同性别死亡率；B. 不同性别DALY率；C. 不同年龄死亡率；D. 不同年龄DALY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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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格2 1990年和2019年中国不同年龄、性别组出生窒息/创伤所致新生儿脑病疾病负担情况（n，95％CI）

  Table2.Disease burden of neonatal encephalopathy due to birth asphyxia and trauma in different age and gender groups in China in 1990 and 2019 (n, 95%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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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中国出生窒息/创伤所致新生儿脑病疾病负担变化趋势

1990—2019年我国出生窒息/创伤所致新生儿脑病的死亡率分别在1999、2004、2009、2013 年出现4个拐点，1990—2019年间全局AAPC为-4.88 [95％CI（-5.17，-4.59）]，见图3。其中男性新生儿死亡率的全局AAPC为-4.90[95％ CI（-5.19，-4.60）]；女性新生儿死亡率的全局AAPC为-4.88 [95％CI（- 5.11，-4.66）]。日龄0~6 d新生儿死亡率的全局AAPC为-4.79[95％CI（-5.09，-4.49）]；日龄7~28 d新生儿的死亡率全局AAPC为-5.37 [95％CI（-5.58，-5.17）]。

1990—2019年间我国出生窒息/创伤所致新生儿脑病的DALY率分别在1999、2004、2009、2013年出现4个拐点，1990—2019 年间全局AAPC为-4.88 [95％CI（-5.17，- 4.59）]，见图3。其中男性患儿DALY率的全局AAPC为-4.90 [95％CI（-5.19，-4.60）]，女性患儿DALY率的全局AAPC为-4.88 [95％CI（-5.10，-4.66）]。日龄0~6 d、7~28 d的新生儿DALY率的全局AAPC分别为-4.79 [95％CI（-5.09，-4.49）]、-5.37 [95％CI（-5.58，- 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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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 1990—2019年中国出生窒息/创伤所致新生儿脑病死亡率和DALY率的Joinpoint回归分析趋势图

  Figure3.Joinpoint regression analysis for mortality rates and DALY rates of neonatal encephalopathy due to birth asphyxia and trauma in China from 1990 to 2019

  注：A. 死亡率；B. DALY率；*与0存在显著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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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中国出生窒息/创伤所致新生儿脑病相关危险因素

2019年我国出生窒息/创伤所致新生儿脑病相关危险因素的DALY率、死亡率自高到低依次为小于胎龄儿、早产、环境颗粒物污染及固体燃料燃烧的家庭污染。同1990年相比，各项危险因素所致的DALY率、死亡率均下降明显，其中下降最明显的均是固体燃料燃烧的家庭污染，其导致的DALY率由1990年的60 395.888人年/10万下降至2019年的4 664.974人年/10万，下降率为92.28％，导致的死亡率由1990年的679.624人/10万下降至2019 年的52.490人/10万，下降率为92.28％（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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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格3 1990年及2019年中国出生窒息/创伤所致新生儿脑病主要危险因素负担情况（n，95％CI）

  Table3.Burdens of major risk factors for neonatal encephalopathy due to birth asphyxia and trauma in China in 1990 and 2019 (n, 95％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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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本研究基于GBD 2019数据库，对我国出生窒息/创伤所致新生儿脑病的疾病负担进行了分析，有助于评价和更新针对性的公共卫生战略。2019年我国出生窒息/创伤所致新生儿脑病的死亡率与DALY率相较1990年均下降了76.23％；在过去的三十年中，我国该类疾病所致死亡率、死亡例数、DALY及DALY率的AAPC均为负值，即均呈下降趋势。与全球、亚洲平均水平相比，我国该病死亡率、DALY率的总体下降幅度均大于全球和亚洲水平。

我国新生儿出生窒息/创伤所致脑病的疾病负担的显著降低，得益于我国在妇幼健康政策上的持续改进和实施。特别是通过提供全面的孕期保健服务，使得产前检查率以及住院分娩率大幅提升，这些改进在农村地区尤为显著，这些措施有效减少了围生期感染和相关脑病的发生。此外，我国重视危重新生儿的救治能力，推广了新生儿早期基本保健和复苏技术，提高了新生儿保健的整体水平[8]。这些合理规划并切实落实的政策大大降低了我国出生窒息/创伤所致新生儿脑病的疾病负担。

出生窒息/创伤所致新生儿脑病主要好发于早期新生儿。2019年数据显示，出生窒息/创伤所致新生儿脑病的死亡数以0~6 d的早期新生儿为主，这可能是由于早期新生儿的脑组织尚未完全发育成熟，神经细胞数量及神经纤维网尚未达到成人水平，同时血管系统也较为脆弱，易受到缺血、缺氧等因素的影响，此外，早期新生儿的细胞代谢及能量代谢系统尚未完全建立，对于氧和葡萄糖等能量的需求较高，同时由于糖原储备较少，容易发生低血糖等代谢异常，加重脑病和死亡的风险[9]，同时早期新生儿的免疫系统尚未完全发育成熟，对于外界病原体的抵抗力较弱，容易发生感染等并发症，进一步加重脑病和死亡的风险。此外，产伤、感染和产时并发症对早期存活率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可能与新生儿颅脑病有关，导致出血，增加颅内压升高、凝血功能障碍和低血容量性休克的风险[10]，上述因素使得早期新生儿相较晚期新生儿死亡率及疾病负担更高。

我国出生窒息/创伤所致新生儿脑病的死亡率及DALY率存在一定性别差异，在不同年龄段性别趋势基本一致，而男性更易受到影响。采用Rice-Vanucci HIE模型诱导神经损伤的研究揭示了雌性小鼠在脑病后的炎症反应和神经保护机制方面表现出与雄性小鼠不同的特征。例如，雌性小鼠的caspase依赖通路早期激活和炎症级联反应持续存在，与雄性相比，雌性小鼠在损伤后3 d内癫痫发作较少，梗死面积也较小[11]；此外，雌性小鼠的调节性T细胞在脑病后的内源性神经保护中起到关键作用，其缺失会加剧脑组织损伤和长期行为障碍[12]。这些发现突出了性别因素在新生儿脑病研究和治疗中的重要性。在胎膜早破、早产、先天性疾病等产前及分娩因素、阿片类药物等妊娠期药物、产后适应等方面，男性新生儿相对于女性均表现出劣势[13]。同时也有相关研究提示，新生儿缺氧缺血性脑病的脑灌注在丘脑（新生儿的代谢活动区域）中存在性别差异，男性表现出较低的灌注，这种灌注差异可能反映了缺氧缺血事件的反应和恢复方面在性别间的差异[14]。

危险因素方面，小于胎龄儿、早产、环境颗粒物污染和来自固体燃料的家庭空气污染是出生窒息/创伤所致新生儿脑病的四大危险因素，其中小于胎龄儿和早产导致的疾病负担较高。低出生体重和早产是新生儿脑部损伤的两个主要风险因素，特别是那些出生时胎龄不足32周或体重低于1 500克的新生儿[15]，应重视和完善早产儿及低出生体重儿的产前、产时及出生后脑保护策略，如袋鼠式护理已有明确证据显示有助于稳定早产儿呼吸和心率，减少呼吸暂停的发生，并对于早产儿早期智力测试具有积极的提升作用[16]，但目前国内尚未将其作为常规护理开展。固体燃料的家庭空气污染和环境颗粒物污染也是导致新生儿脑病的两个重要危险因素。固体燃料燃烧产生的室内空气污染含有多种有害物质，如细颗粒物、一氧化碳和多环芳烃等，这些污染物可以直接通过呼吸道进入人体，对孕妇和胎儿的健康构成威胁[17]。环境颗粒物，尤其是细颗粒物（PM2.5），因其在大气中的微小尺寸，能够深入人体的呼吸系统，穿透肺泡进入血液循环，对人类健康构成威胁，有研究表明，PM2.5相关新生儿脑病的负担与社会人口指数呈现负相关[18]。随着我国在环境保护方面采取的措施，包括社会经济的发展、工业排放控制、清洁能源推广和城市空气质量的改善，因环境颗粒物污染和来自固体燃料的家庭空气污染造成的新生儿出生窒息/创伤所致新生儿脑病的疾病负担正在逐年降低。

本研究存在一定局限性。研究缺乏我国不同地区间的相关数据，若在后续研究中可以获得省级行政单位及以下区域的相关指标，研究结果能够进一步指导不同地方出生窒息/创伤所致新生儿脑病的临床救治和政策制定。未来应扩大数据范围，包括更广泛的地区和时间跨度，收集发病率数据，并评估干预措施的有效性，以期提供更全面的疾病负担数据和更有效的预防、治疗策略。

综上所述，1990—2019年中国出生窒息/创伤所致新生儿脑病的死亡率、死亡例数、DALY率、DALY总体均呈下降趋势，且下降幅度大于全球及亚洲平均水平，早期、男性新生儿的死亡率及DALY率相较女性、晚期新生儿较高。我国仍应针对危险因素如环境颗粒物污染、室内空气污染制定政策，并加强孕期监测以便于及早识别和干预高危因素，通过综合性策略进一步提高新生儿健康水平，以期减少出生窒息/创伤所致的新生儿脑病的疾病负担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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