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药是我国医药卫生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互联网+中医医疗”成为近年来兴起的一种中医诊疗模式。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访谈与专家会议调查总结了我国“互联网+中医医疗”的特征、发展现状、发展制约因素与发展前景，并提出专家建议，以期为我国“互联网+中医医疗”行业的发展提供参考。

“互联网+”是以互联网为主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在各生活部门扩散、应用与融合的过程，本质是传统行业的数据化、在线化，其中“互联网 +医疗”是典型代表[1]。“互联网+医疗”模式对“看病难”起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作用，使得就诊流程更加便利，同时也促进了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是推动优质医疗健康服务普及化的新型诊疗模式[2]。中医药是我国医药卫生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互联网+中医医疗”是指以互联网为平台，通过信息技术为患者提供远程会诊、健康咨询、电子处方、电子病历档案、疾病风险评估、家庭医生签约、挂号缴费查询等多种形式的中医健康医疗服务。其作为一种新兴的中医诊疗模式，在全国范围内的推广时间较短。基于此，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访谈与专家会议调查总结我国“互联网+中医医疗”的特征与发展前景、发展现状、发展制约因素，并提出专家建议，以期为我国“互联网+中医医疗”行业的发展提供参考。

1 专家建议形成方法

由中华中医药学会、武汉大学医院管理研究所联合牵头组建了中国“互联网+中医医疗”现状评估与发展专家建议课题组，成员包括医院管理、中医、信息技术、政策研究等多个学科40余位专家。

课题组采取问卷调查与访谈相结合的方式，采用方便抽样法，在全国19个省、市、自治区和直辖市开展中国“互联网+中医医疗”调研与评估工作。问卷发放对象为已开展“互联网+中医医疗”的自建型互联网医院、从事“互联网+中医医疗”的临床医师，以及接受过“互联网+中医医疗”诊疗服务的患者。医疗机构问卷内容包括一般情况、配备资源、流程建设、运营情况和开展“互联网+中医医疗”曾遇到的问题、观点与建议；临床医师/患者问卷内容包括个人情况、线上诊疗行为、线上受诊情况，以及对“互联网+中医医疗”的看法。共回收有效医疗机构问卷76份、临床医师问卷1  007 份、患者问卷113份。访谈对象为从事“互联网+中医医疗”管理的医院管理者、应用或曾应用“互联网+中医医疗”开展服务的中医临床专家，以及参与“互联网+中医医疗”建设的信息技术专家、政策研究专家等，访谈内容包括“互联网+中医医疗”现行模式看法及发展前景预期。共访谈专家20人，其中医院管理者8人、中医临床专家9人、信息技术专家2人和政策研究专家1人。

根据调研和访谈结果，撰写形成《中国“互联网+中医医疗”现状评估与发展专家建议》草稿。课题组全体专家于2023年6月5日召开共识讨论会议，就所有陈述意见进行逐条讨论、修改，并最终表决形成本建议。

2 “互联网+中医医疗”的特征

“互联网+中医医疗”的主要优势在于便捷、医疗资源丰富，其突出特征是突破了地理限制，使得优质中医医疗资源可及性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同时，受限于“互联网+”模式本身的特点，“互联网+中医医疗”对于不熟悉电子设备的老年人、偏远且网络建设不充分地区的人群不太友好。

“互联网+中医医疗”当前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统计，截至2022年12月，我国互联网医疗用户规模达3.63亿人，占整体网民的34.0%，也是线上各服务中发展最为快速的环节[3]。调研结果显示，“互联网+中医医疗”服务开展的时间与机构数量呈负相关，大部分医疗机构开展该服务的时间较短，仅有少数医疗机构开展该服务的时间较长，表明“互联网+中医医疗”服务近年来才兴起但发展迅速，越来越多的医疗机构正探索开展该服务模式。

3 “互联网+中医医疗”的发展现状

3.1 “互联网+中医医疗”现有政策仍需细化完善

2015年，国务院发布的《中医药健康服务发展规划（2015—2020年）》首次提出中医诊疗与移动互联网融合的理念。2017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发布了《关于推进中医药健康服务与互联网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对2020年、2030年的“互联网+中医医疗”业务建设提出了阶段性的目标。2018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发布了《互联网诊疗管理办法（试行）》、《互联网医院管理办法（试行）》等文件，为互联网医院的管理提供了依据。2021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综合医院中医药工作推动中西医协同发展的意见》再次强调鼓励综合医院提供互联网中医药诊疗服务。通过访谈调查发现，现有“互联网+中医医疗”相关政策更多地处于框架搭建阶段，虽然一定程度上指明了发展方向和预期目标，但在具体管理措施和实施方案上仍需进一步细化，缺乏适用性强的执行细则，需要对政策方案的落地开展更为深入的探索与研究。

3.2 “互联网+中医医疗”机构发展差异性较大

现有“互联网+中医医疗”医院可大致分为两类：①自建型互联网医院，即作为实体医疗机构第二名称的互联网医院，其模式为实体医疗机构自行或与第三方机构合作搭建信息平台，使用本机构和（或）其他医疗机构注册的医师开展互联网活动，且将“互联网医院”作为第二名称；②平台型互联网医院，第三方依托实体医疗机构独立设置的互联网医院，主要以平台模式存在[4]。本研究针对自建型互联网医院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在医院等级方面，82%的自建型互联网医院为三级医院；医院类型方面，45%的自建型互联网医院为中医综合医院、32%为西医综合医院、23%为专科医院。

调研结果显示，在投入资源、业务量和运营状况等方面，各医院间存在较大的差异，但整体投入不足、运营状况不佳。投入方面，投入偏低（＜300万元）的医院占大多数（63%），但也有17%的医院在资源方面投入巨大（＞1000万元）。业务量方面，2020年“互联网+中医医疗”服务人数分布呈现右偏态，即多数医院服务人数较少，少数医院服务人数明显超出其他医院。运营状况方面，目前66%的自建型互联网医院的“互联网 +中医医疗”业务处于亏损状态。已上市平台型互联网医院年报显示，平安好医生自2018年起至今连续亏损[5]，阿里健康2016年至2022年期间，除2021年外其余均亏损[6]。

3.3 “互联网+中医医疗”服务与应用以挂缴查为主

调研结果显示，开展最多的“互联网+中医医疗”服务为挂号、缴费、查询（简称为“挂缴查”）服务，占比分别为64%、51%、50%，服务的应用人数也最多；其次为线上常见病、慢性病复诊服务，但服务的应用人数相对较少；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护士到家等服务的医院数与服务应用人数均很少。受访专家认为，实现线上中医复诊、家庭医生签约和护士到家等诊疗服务的技术难度并不高，主要难点在于患者就诊习惯的改变、患者对线上就诊质量的顾虑以及医疗机构对线上诊疗规范性的担忧等，这些因素导致了供需双方积极性不高[7]。

3.4 “互联网+中医医疗”信息安全保护和配套服务欠缺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的《互联网诊疗管理办法（试行）》[8]规定“互联网医院信息系统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定，实施第三级信息安全等级保护”、“互联网医院应当建立互联网医疗服务不良事件防范和处置流程，落实个人隐私信息保护措施”，而受访医院中仍有21%未达到第三级信息安全等级保护的要求，仅有56%有明确措施保障使用“互联网+中医医疗”服务的患者的隐私，仅有49%的受访医院对患者隐私泄露有明确处理流程或方法。以上结果反映了“互联网+中医医疗”医院在信息安全、患者个人隐私保护方面的不足。

除核心诊疗外，部分医院的配套服务也存在欠缺。在与医保联动方面，“互联网+中医医疗”与医保的联动程度普遍不高，42%的受访医院通过“互联网+中医医疗”开具的药品完全不能经医保报销，21%仅能够部分报销；56%的受访医院未实现医保脱卡支付，17%仅能够部分实现。在药品配送方面，并非所有受访医院的中成药/西药与中药饮片的发出药房和委托渠道一致，29%的受访医院表示药品可追溯的流程仍待建设，54%表示并未对药品配送进行监管。

3.5 “互联网+中医医疗”从业医师线上诊疗积极性有待激励

调研结果显示，90%的受访医师执业时间超过5年，22%为20年以上，满足《互联网医院管理办法（试行）》[8]中对工作经验的规定。每周开展线上诊疗的时长低于4 h、接诊人数在10位以内的受访医师占大多数，受访医师表示主要工作重心仍在线下诊疗，线上诊疗激励手段不足，主动应用“互联网+中医医疗”的积极性不高。在“互联网+中医医疗”模式下，望、闻、问、切四诊均存在一定程度的缺失和失真，切诊及部分闻诊（闻气味）无法获取，超过7%的受访医师认为望、问诊结果也不准确，这些均不利于医师的诊断与治疗决策，也是一个影响因素。

3.6 “互联网+中医医疗”与患者人群、就医成本和医患关系

调研结果显示，使用“互联网+中医医疗”服务的患者人群中男性略多于女性，年龄以16~45岁为主。老年人出行不便、体力较差，应是受益于“互联网+中医医疗”的重点人群，但调研结果却显示使用“互联网+中医医疗”服务的老年人显著少于年轻人。

与线下中医医疗综合就医成本相比，36%的患者认为“互联网+中医医疗”的综合就医成本更低，31%认为两者差不多，仅12%认为“互联网+中医医疗”的综合就医成本更高。以获得相同质量的医疗服务为假设时，约80%的患者愿意为“互联网+中医医疗”模式进行额外支付。由于受访患者为成本支付者，实际情况可能比调研结果更加乐观。同时，大部分受访医师和患者认为“互联网+中医医疗”对改善医患关系有促进作用。

4 “互联网+中医医疗”发展的制约因素和发展前景

由于“互联网+中医医疗”仍处于起步和探索阶段，目前还存在很多待提升之处。从行业角度看，“互联网+中医医疗”存在业务量相对较低，部分中医操作无法执行，监管机构不明确，相关法律法规、体制建设不完善，人才队伍建设不足等问题。从医疗机构角度看，“互联网+中医医疗”流程建设不完善，硬件软件等配套落后甚至不达标。从医师、患者角度看，医师投入精力不足，开展工作意愿不强，医患诊疗习惯也较难改变[9-10]。从基础设施角度看，部分偏远地区网络建设还不充分，网络获取难度较大；面向老年人使用的电子设备研发程度不足，老年人使用体验较差。这些一定程度上成为了“互联网+中医医疗”发展的制约因素。

随着“互联网+中医医疗”政策的逐步完善、全民应用信息化设备素质的提升、全国范围内互联网建设的推进、互联网应用发展的多元化，这些限制将逐步改善。调研受访者及专家组普遍认为“互联网+中医医疗”的发展前景广阔，更多民众将能够享受“互联网+中医医疗”带来的便利。

5 “互联网+中医医疗”发展专家建议

5.1 完善“互联网+中医医疗”监管体系建设

国家和医疗机构应完善互联网诊疗的规范化体系建设，制定相应的诊疗规范、管理细则和监测体系。由于互联网技术高速的迭代和发展，出台时间较早的互联网管理办法难以很好地适用于当前情况，让互联网医院实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因此及时制定和更新效力更高的法律法规是很有必要的[11]。同时，以传统诊疗方式为默认前提发布的医疗指导文件也无法很好地适配互联网诊疗的实际条件，在制定新的规范和方法时尤其需要注意实施的可行性，降低医疗机构和一线人员管理和执行的难度。

5.2 促进不同类型互联网医院优势互补

在“互联网+中医医疗”中，自建型互联网医院多为实体医疗机构自身资源的延伸，平台型互联网医院则基于成熟的互联网技术为应用人群提供服务产品。自建型和平台型互联网医院可以充分应用两者的优势，自建型互联网医院可借助平台型互联网医院先进的技术与突破地域的特性，尤其当实体医院没有实力搭建医疗平台时，可考虑使用信息企业作为第三方介入[5]。平台型互联网医院则可借助自建型互联网医院扎实的医疗资源实现医疗服务水平的提升，也可借助相应实体医疗机构的设备或检查以更好地服务患者。

5.3 提高“互联网+中医医疗”信息安全保障

医疗机构应根据国家有关要求，在硬件软件设施上持续建设，落实个人隐私信息保护措施，实现线上医疗的第三级信息安全等级保护，建立互联网医疗服务不良事件防范和处置流程，针对患者隐私泄露等情况制定明确处理流程或预案，以保障“互联网+中医医疗”工作的安全、高效开展。

5.4 完善“互联网+中医医疗”相关配套服务

医疗机构应统一“互联网+中医医疗”开具药品的配发、配送的渠道和环节，降低药品管理的难度。此外，医疗机构应积极协调相关方，通过多部门协作构建合理、高效的线上医保体系，推动医保联动，针对不同的服务主体、对象和内容，制定有操作性的价格和支付政策，提高医疗的可获得性和可负担性。

5.5 加强“互联网+中医医疗”的诊疗规范性管理

鉴于“互联网+中医医疗”诊疗的自身特点，线上医患交流和诊疗难度不可避免地增加，医师应有足够的耐心、责任心并掌握相应的沟通技巧，更加全面地搜集患者信息并审慎地做出临床决策，以保障线上诊疗的安全有效和医患关系的良性发展。同时，在处理药品不良事件时，医师也应当按照相关要求及时、合规处理。

5.6 加大对“互联网+中医医疗”诊疗的激励力度

医疗机构可以采取合理的激励措施，例如指派医师线上值班待诊、接诊线上患者，并根据完成业绩等指标对其进行考核和激励，以实现提高医师的线上诊疗能动性，达到改变医患双方甚至药师、护士诊疗习惯的目的，从而发挥出“互联网+中医医疗”的相对优势，构建“互联网+中医医疗”的良性循环。

6 结语

“互联网+中医医疗”作为一种新兴的模式，在提升民众便利、促进中医医疗资源合理分配等方面的典型优势下，已经成为中医线下诊疗的重要补充环节和我国医疗卫生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研究发现应用“互联网+中医医疗”对社区老年高血压患者进行管理可显著改善患者的高血压控制率、中医症状量化评分以及生活质量 [12]；对于正常高值血压人群实施“互联网+中医医疗”管理也提升了患者的自我管理依从性，并提高了血压控制率[13]。近年来，我国“互联网 +中医医疗”发展迅速。但其也存在很多待提升之处，如能持续完善“互联网+中医医疗”的服务理念、服务监管、服务质量和服务环境，将会进一步扩大受众范围，成为现代医疗体系的一个强力支柱。相关从业者应积极推动“互联网+中医医疗”事业稳步健康发展，促进中医药事业更好更快发展，服务于广大人民群众。

利益冲突声明：专家组所有成员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编写专家组成员（按姓名首字母排序）：

崔学军（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杜旦（兰州大学第一医院/兰州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封继宏（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冯佳佳（武汉大学医院管理研究所）、高思华（北京中医药大学）、郭朋（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何强（浙江省中医院/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黄刚（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五医院/丽水市中心医院）、黄绍刚（广州中医药大学东莞医院）、李博（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李海燕（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药信息研究所）、李汛（兰州大学第一医院/兰州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李一鸣（淄博中心医院）、连斌（南京医科大学附属苏州科技城医院）、林丽开（武汉大学医院管理研究所）、林丽珠（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刘华一（天津市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刘清泉（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刘仍海（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刘岳（河南省人民医院豫西南分院/叶县人民医院）、娄海芳（浙江省中医院/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毛得宏（江苏省中医院重庆医院/重庆市永川区中医院）、孟令淼（黑龙江省老年病医院/黑龙江省第五医院）、秦林芳（河南大学淮河医院）、商洪才（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师丽娜（山东省淄博市机关医院）、史录文（北京大学医药管理国际研究中心）、孙慧媛（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唐启盛（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田杨（武汉大学医院管理研究所）、王琦（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王融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谢立科（中国中医科学院眼科医院）、许波（淄博市妇幼保健院/淄博市第三人民医院/淄博市妇女儿童医院）、姚明（嘉兴大学附属医院/嘉兴市第一医院）、叶大勇（淄博市妇幼保健院/淄博市第三人民医院/淄博市妇女儿童医院）、于霞（山东省烟台市蓬莱中医医院）、张葆青（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山东省中医院）、张国成（陕西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儿童医院）、张海（四川省第二中医医院·四川省中医研究所）、张立新（淄博市妇幼保健院/淄博市第三 人民医院/淄博市妇女儿童医院）、张晓阳（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张祎捷（河南大学淮河医院）、张瑜（武汉大学医院管理研究所）、张允岭（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翟晓文（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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