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年底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爆发后，全国范围内出现了对武汉和武汉人“污名化”现象，基于此，本研究循证检索了我国国情的关于疾病形成“污名化”问题的相关文献，并给予这些文献归纳总结因为疾病而进行“污名化”现象的主要原因以及解决对策，与当前武汉“污名化”现象进行比照后，从国家层面、社区和社会组织层面、民众层面提出在此次疫情中更为具体的解决措施，希冀为疫情防控以及未来的相关社会事件的治理方法提出可行方案。 

　　2019年年底到2020年年初，随着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的爆发，武汉或者武汉人，成为了新的带有污名色彩的词汇：“吃野味的武汉人”、“逃跑的武汉人”等歧视性称谓不胜枚举；对待武汉人以及武汉返乡者更是充满歧视意味，如相关人员随意暴露武汉返乡者身份信息；公交车辆或出租车拒载、酒店拒接待武汉人或武汉返乡者；一些民众在武汉返乡人员家门口用喇叭嘲讽、呵斥，并上传网络，以此为傲。

　　种种举动除了说明人们对于当前疫情十分恐慌的同时，也标志随着疫情的爆发而产生的对武汉和武汉人污名化问题日益严重。这一问题如果不能够得到相应的缓解，会在精神上对武汉人民和在武汉学习生活的人们造成伤害，而这种精神伤害将比疫情带来的身体损害带来更长远更恶劣的影响。

　　污名化（Stigma）最早在20世纪中期由社会学家戈夫曼提出[1]，中国台湾学者谢世忠将其最终翻译为污名化，它是指一个群体将人性的低劣强加在另一个群体之上并加以维持的动态过程[2]，一般污名的概念多出现在关涉特定疾病(如躯体残障、精神疾病、艾滋病、癌症、糖尿病、肥胖症等) 、性别、种族、特殊社会群体(如罪犯、乞丐、流动人口等)[3]。

　　基于目前越来越严重的关于武汉污名化的相关问题，我们检索分析了基于我国国情下，以疾病、传染病和歧视、污名化、以及病耻感等作为关键词的相关研究，归纳因为疾病而产生“污名化”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什么，以及对如何去除疾病造成的“污名化”现象的相关对策。

　　在检索过程中，我们发现国内对于这一类的研究较少，总共只有十余篇相关文献，这也从侧面说明学术界对于此问题的不够重视。

　　对这些文献进行归纳后，我们总结了对疾病患者的“污名化”现象或歧视现象产生的原因，主要可以从疾病特性和公众原因两方面来进行归纳（表1）。

表1. 相关研究中“污名化”现象产生的原因归纳 

　　结合目前已有文献中由于疾病特性而产生“污名化”现象各类原因，与我国此次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所表现的疾病特性相比较，发现此次“污名化”现象的出现，在疾病特性中与其他疾病存在一致性（表2）。

表2.  存在“污名化”现象的疾病相关特征与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感染的肺炎疾病特征对比

　　而从公众层面来看，相关研究中所提到的因为公众自身方面而对疾病患者所产生的“污名化”现象，均在此次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传播中有所表现（表3）。

表3. 面对存在“污名化”现象的疾病时公众表现特征归纳与面对新冠肺炎时公众具体表现对照

　　针对以上原因，各项研究均给出了相应的去除污名化、反歧视的措施，按照国家政府层面、社区或社会组织层面、民众层面来进行归纳（表4）。

表4. 相关文献中归纳的不同层面的去除“污名化”现象措施

　　根据文献中梳理的相应措施，我们结合当前疫情，整理出针对此次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背后，如何去除针对武汉、武汉人乃至相关受到污名化或歧视的相应具体措施（表5）。

表5. 针对去除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中武汉“污名化”问题的具体措施

　　由于疫情汹涌，田野调查难以开展等多方面的原因，本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1）相关文献研究较少，即使我国已然经历“SARS”病毒感染的肺炎这样严重的疫情，国人对于如何解决相应的社会问题仍然不够重视，因此过少的参考文献可能导致结论不够全面。

　　（2）研究来源其实多为已然被控制的传染性疾病，如乙肝、艾滋病等，这类疾病传染途径较为单一，传染性较呼吸系统传染病弱；而对于类似于此次急发的传染性极强的疾病压力下，国人的恐慌心理伴生下的“污名化”问题，国内研究者鲜有涉及，这也造成了相关文献检索与当前状况不够契合。

　　（3）此次疫情中出现的新的变化难以在其他研究中有所反映，这些新的变化包括：①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人们获得信息的渠道增多，谣言也更容易在人群中传播；②国家交通越来越发达，疫情碰上寒假春节春运造成传染范围更广；③千万级人口城市首次封城，对“污名化”现象产生的特殊影响等，仅仅通过前人研究总结归纳相应措施，对这些新变化是缺乏针对性的。

　　（4）部分流动人口返乡后，精神上没有得到宽慰，反而面临的是强制性隔离，这种落差极大的痛苦心理感受是难以通过简单的反歧视措施得以缓解，如何安抚此类人员的情绪，也是我们后续研究中需要多加关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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